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

snachina

[摘要]本文回溯了"社会资源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这一研究工作阐明并检验了许多关于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与社会经济成就之间关系的命题。从社会资本的观点来看，这一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研究文献都支持了下面这个命题：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两个方面增加了获得较好地位的机会。此外，社会资本有赖于社会等级中的初始地位和社会联系的广度。本文在最后还讨论了这一研究工作中遗留的重要问题和以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地位获得

　　导言

　　地位获得可以理解为个体为了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回报而动员和投资资源的一个过程。

　　这里，资源就是社会中一致确定的有价值的物品（Lin ，1982，1995），而价值就是对这些物品作出的标准化判断。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些判断与财富、地位及权力相对应（Weber，1946）。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依附在所占位置上的有价值的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分成两类，即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由个体所占有，个体能够自由地使用和处理它们而不会过多地考虑补偿。社会资源是个体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可以接触到的资源。对这些资源的接触和使用是暂时的、借来的。例如，一个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职业地位或权威地位可以成为个体自我的社会资源。这个朋友可以利用他（她）的地位或网络来帮助个体自我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借来的"资源有利于实现个体自我的某种目标，但它们仍然为那个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所拥有。

　　从理论和经验上对地位获得过程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布劳和邓肯（Blau &Duncan，1967）所做的开创性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即使考虑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 ，父母地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 ，教育和先前的职业地位）仍是解释最终获得地位的最重要因素。这项研究为更进一步的修改和扩展设立了理论基线。此后所有关于地位获得的理论的改进和扩展，都必须从它们在超越"布劳-邓肯模型"方面的贡献来进行评价（Kelley 1990；Smith，1990）。自那时以来的这类贡献包括：社会心理学变量的加入（Sewell &Hauser ，1975），把地位重塑为阶级（Wright，1979；Goldthorpe ，1980），"结构"实体与起作用的地位、获得的地位的结合（Baron &Bielby ，1980；Kalleberg ，1988），以及对作为可能条件的比较性发展或制度的预测（Treiman，1970）。显然，这些贡献并没有更改而是扩充了布劳和邓肯关于"相对于先赋的个人资源来说，自致的个人资源在地位获得中具有更多的价值"这一原有的结论。

　　在过去的30年里，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社会资源对获得地位的影响上。基本的命题是社会资源在个人资源之外对获得地位起着重要而显著的影响。有关这一命题的系统调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1）发展理论解释和假设；（2）发展对社会资源的测量；（3）开展经验研究，对假设进行论证；（4）了解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源相对于个人资源的重要性。这些调查遍布北美洲、欧洲及亚洲，涉及的政治经济类型多种多样，参与的学者也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理论和研究的积累与进步，已经大大拓展了社会学分析在地位获得、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上的学术视野。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1）回顾这些调查的理论和经验基础；（2）概述所选出的研究和结论；（3）提出问题和将来的研究方向。

　　在继续上述任务之前，我想先确定本文的局限性。它关注的焦点是网络中的资源，但对社会网络特征本身（如紧密度、中心度、桥连性）的影响则不作评论，除非它们涉及到了资源的接触（即这些特征对社会资源的接触和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其次，它重点考虑的是获得的地位，而不是求职是否成功。关于后者已经有许多的文献资料，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已作了较好的概括（如Granovetter ，1995）。本文只从对获得地位的影响这一意义上谈到求职。最后，我只评论了能用英语得到的文献资料。虽然欧洲的文献资料正与日俱增，但遗憾的是，我的语言却限制了我对它们的研究。

　　研究的形成和理论基础

　　对地位获得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文献，可以回溯到由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1974）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格拉诺维特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镇访谈了282名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访谈得到的数据表明，那些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人似乎可以找到更满意的、更好的工作（如收入较高的工作）。格拉诺维特在分析这些经验数据的同时，对以往的求职研究作了回顾，由此提出了信息流动的网络理论。"弱联系的力量"假设指的是，较弱联系往往能够在个体与那些具有他们自身的群体内无法得到的信息的群体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而且这些信息对个体们来说是有用的。①

　　然而格拉诺维特从来没有暗示，与强联系相比，弱联系的接触或帮助将会导致在求职中找到更好的工作（Granovetter ，1995）。有关联系强度与获得地位之间关系的线索，间接地来自一项在纽约州北部的大城市社区进行的小范围研究（Lin 等，1978）。这项研究要求参与者把含有目标对象信息的包裹传递给他们所熟悉的人，以便这些包裹最后能到达目标对象手里。研究发现，成功（即包裹成功地传给了目标对象）的链条中包含着一段从地位较高的中介人到最后节点的过程（即在等级中朝着目标所在的位置不断下降）。

　　成功链条中涉及的节点具有较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宣称自己拥有较多的社会联系），另外这些人往往把包裹交给他们近来没有见过的人（较弱联系）。这项小范围的研究有两个贡献。第一，它表明等级位置的接触或许是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由此，联系强度与地位获得之间的可能关系是间接的：弱联系的力量可以存在于它们对社会等级中具有较高垂直位置的人的接触上面，而这种接触有助于工具性行动的实现。

　　第二，这项研究更多地牵涉了实际的行为，而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因为包裹传递过程的每一步都要求参与者展开真实的行动。所以，这项研究的成果为以前有关地位获得的问卷式研究提供了行为的有效性。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社会资源理论（Lin ，1982，1990）。这种理论在开始时先是建构了一幅宏观社会结构的图式。这个结构由一系列的位置所组成，而这些位置是根据财富、地位及权力等有标准化价值的资源来排列的。

　　从对资源的接触和控制来看，这个结构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的形状：位置越高，占有者的人数越少；位置越高，在结构中所拥有的视野就越开阔（尤其是往下看时）。金字塔型的结构意味着不论从占有者的人数（较少）还是从对位置的接触来说，离顶端较近的位置都具有优势。处于这些结构性限制和机遇中的个体采取行动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表现性的，另一种是工具性的。就工具性行动（一个主要例子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获得地位）而言，个体自我的较好策略是去接触那些在等级中处于较高位置的熟人。这些熟人将更有能力对一些身处关系个体自我利益的位置上的人（如公司里的招聘人员）产生影响。个体自我如果使用较弱联系，那么将会促进这种向上接触的过程，因为等级中的弱联系更有可能向垂直方向（往往是向上方向）而不是向水平方向伸展开来。

　　由此可以概括出三个命题：（1）社会资源命题，即社会资源（如在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的资源）影响着工具性行动（如获得地位）的结果；（2）地位强度命题，即社会资源反过来也受个体自我先前位置（以父母资源或原有资源为代表）的影响；（3）联系强度命题，即社会资源也受较弱联系的使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甚至还超过较强联系的使用。最后，这个命题后来出现了一个变种，也就是联系广度命题：社会资源受直接和间接联系的广度的影响（参见"问题和研究方向"部分）。

　　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汇合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另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即社会资本理论（Bourdieu ，1986；Coleman，1988）。这种理论的产生与社会资源理论的发展相平行，不过却独立于后者。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结构中的特征，但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人认为是社区规范（Coleman ，1990），有的人认为是群体团结（Hechter 1983；Portes &Senssenbrenner ，1993），还有的人认为是对自愿性组织和公民组织的参与（Putnam，1995）。虽然存在上述分歧，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的资源（Lin ，1995；Flap，1996；Tardos ，1996；Burt，1997；Portes，1998）。此外，社会资本理论同样也关注资源的工具性使用（对资本进行投资或动员）。社会资源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汇合，补充和推动了一种以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接触资源和动员资源的工具性使用为关注对象的社会理论的发展。它把社会资源的意义置入社会资本的更广泛的理论讨论中，同时又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研究概念而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定义和操作化。在社会资本的框架中，前面概括的三个命题同样有效（如社会资本命题、地位强度命题及联系强度命题）。以下的讨论反映了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这种互相融合的观念。社会资源的使用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上，而社会资本的使用则是在一般的理论层面上。

　　研究模型和依据

　　对于社会资源和地位获得之间关系的研究，检验了如图1所示的两个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关注的是对社会资本（个体自我在一般的社会网络中所接触到的资源）的接触。这个过程的假设是，人力资本（教育和经历）、初始地位（父母的或原先的职业地位）及个体自我的社会联系（如联系的广度）决定了个体自我通过这些关系所能接触到的资源（网络资源）的范围。其进一步的预期就是，网络资源、教育及初始地位影响着诸如职业地位、权威地位、部门或收入之类的获得地位。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型看作"接触的社会资本（accessed socialcapital ）"模型。

　　另一个过程关注的是地位获得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动员（mobilization）——在求职过程中利用其所提供的资源。正如在图1中所能看到的那样，被利用的熟人的地位被视为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动员的社会资本。这个过程的假设是，地位跟教育和初始地位一起，将对获得的职业地位产生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反之，熟人的地位则受教育、网络资源及个体自我与熟人之间联系的强度的影响。联系强度可以通过可觉察的强度（如关系的亲密程度）或者角色分组（如亲戚、朋友及相识）来进行测量。我们把这种模型称作"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social capital）"模型。

　　在两种类型的分析中，其他一些因素可以作为控制变量或机会/限制因素加入到基本模型中。这些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工作经历或任期的指标、工作部门及产业或机构。现在，我们来对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一个简短的回顾。"动员的社会资本"模型最先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所以我们的回顾也以这种模型作为开始。此后我们还将回顾"接触的社会资本"模型和接触与动员过程的联合模型。表1是对相关研究和结论的概括。

　　1.动员的社会资本②

　　对于这个模型，林（Lin ）和他的同事们最先进行了经验检验（Lin ，Ensel，Vaughn ，1981；Lin ，Vaughn，Ensel ，1981）。他们的数据来自由纽约州阿尔巴尼市400多名男性雇员所组成的代表性社区样本。他们的研究证实，除了父母地位和教育之外，熟人的地位也对个体自我获得地位有影响；同时，熟人地位受父亲地位的正向影响，但是受个体自我与熟人的联系强度的负向影响。这些结论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所有三个命题提供了最初的证明。恩赛尔（Ensel ，1979）将这项调查扩大到了纽约州的男女两性成年雇员中。他在证实熟人的地位明显影响着获得地位的同时，还发现了男性求职者比女性求职者更有可能接触地位较高的熟人。另外，女性求职者在求职中倾向于使用女性熟人的联系，而男性求职者却压倒多数地使用男性熟人的联系。当女性求职者使用了男性熟人时，她们将会大大减少自己在接触地位较高的熟人方面相对于男性求职者来说的劣势。这项研究属于那些最早为"男性在等级中处于优势，而且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提供了直接证据的研究之一。其次，女性求职者在动员男性熟人并进而接触更多的社会资本方面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她们较差的地位获得。马斯顿和赫伯特（Marsden &Hurlbert，1988）通过分析1970年底特律地区研究中456位男性的最近一次工作更换过程，再次重复并进一步扩展了这个模型。这项研究证实，熟人的地位（职业声望和部门）分别对获得的声望和部门有着最强烈的影响。他们还发现，熟人的声望和是否处于核心部门分别与原先工作的声望和部门有关，由此证明了地位强度命题。不过，他们并没有证明联系强度命题，因为熟人的地位并没有跟个体自我与熟人的之间的联系强度相关联。

　　对于"动员的社会资本"模型的研究迅速扩展到了其他社会中。德格拉夫和弗拉普（DeGraff &Flap，1988）通过分析1980年西德调查中由628位男性组成的样本和1982年荷兰调查中由446位男性组成的样本，为社会资源命题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他们没有检验有关社会资源的地位强度和联系强度两个命题。1992年的新西兰家庭调查为从男女两性角度比较社会资本的影响提供了部分数据。默尔贝克等人（Moer2beek，1995）注意到有些调查对象在说明熟人时提及了他们的父亲，于是就用父亲的职业来表征社会资本。结果发现，不论是男性调查对象还是女性调查对象，父亲的职业都对他们第一份和当前的/最后的职业地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韦格纳（Wegener ，1991）分析了1987年从德国604名42岁或32岁的男女调查对象那里得来的数据，发现熟人的地位对所得工作的声望有着显著的影响，由此证明了社会资源命题。不过，他并没有检验联系强度命题和地位强度假设。巴尔别里（Barbieri，1996）提供了一项关于500名新近在意大利米兰的管理领域里被雇用的人的研究报告。他发现除了父亲的地位、教育、第一份职业地位及前一个职业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外，熟人的地位也对当前的职业地位有着显著的影响，这证明了社会资源命题。他另外还发现，父亲的地位通过教育间接地影响着熟人的地位，这为地位强度命题提供了一些支持。他的模型没有包括对个体自我与熟人之间联系强度的测量，因此没有检验联系强度命题。③雷克纳在西班牙所做的研究（Requena ，1991）是惟一一项否定社会资源命题的研究。这项研究显示，较多的社会资源虽然对收入获得有影响，但并没有提供较好的工作。他推测，社会资源影响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班牙就业政策及其执行中存在的僵化和官僚化所造成的。

　　亚洲也同样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检验。

　　熊瑞梅等人在台湾这一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一项研究（Hsung &Sun，1988）调查了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另一项研究（Hsung &Hwang ，1992）则调查了一个大都市区域（台中）里的劳动力。这两项研究都支持了社会资源命题：除了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地位、教育及（在当前工作的情况下）前一种工作地位对个体自我具有决定性影响之外，熟人的地位也明显地影响着个体自我的第一份工作和当前所获得工作的地位。熊瑞梅和黄毅志还发现了对地位强度主张的部分支持：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对获得第一份工作时熟人的地位只有一些不大的影响，但对获得当前工作中的熟人的地位没有显著影响。他们对联系强度进行了综合性的测量（包括与熟人的亲密程度、拜访的频率、打电话的频率及关系的内涵），结果表明联系强度只与获得第一份工作时熟人的地位有一些略微的负向关系，而与获得当前工作中的交往者的地位没有关系。另外，边燕杰和洪洵（Bian &Ang ，1997）

　　在1994年对新加坡的512名男女对象作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对社会资源命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熟人的地位显著地影响着获得的地位。

　　帮助者的地位跟年龄、教育及前一种工作地位共同对当前工作的职业地位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所有的回答者来说，较弱的联系可以使他们接触地位较高的熟人。然而，最弱的联系（一点也算不上亲密）却不会对熟人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这一发现与下面将要提到的1988年天津的研究相类似。就那些间接接触帮助者的人来说，联系强度和熟人的地位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

　　不过，中介人与帮助者之间的较强联系会更有可能导致求职者接触地位较高的帮助者。

　　对于上述研究范式的检验还扩大到了社会主义国家。1988年，边燕杰在中国天津研究了1008名男女对象。他（Bian，1997）发现，帮助者的工作地位（通过其所在工作单位的等级水平来测量）与教育和前一种工作地位一起，对变换工作中获得单位的地位有着强大的影响。个体自我与帮助者之间的联系强度对帮助者地位的总体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不论是在个体自我与中介人之间，还是在中介人与帮助者之间，中等强度的联系可以接触到地位较高的帮助者。此外，福尔克尔和弗拉普在前民主德国的两个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定组研究（retrospective panel study）。他们（Volker &Flap，1996）发现，熟人的职业声望对于第一份工作和1989年时的工作的声望都有强大而显著的影响，由此证明了社会资源命题。不过，联系强度（通过个体自我与熟人之间的关系强度来测量）对熟人地位或获得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没有影响。不管是父亲的教育还是其职业声望都没有影响1989年求职中动员的熟人的地位。然而，求职者的教育对熟人的地位有着显著影响。由于父亲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求职者的教育，所以上述研究结果证实了地位强度通过教育起着间接的影响。

　　2.接触的社会资本

　　测量"接触的社会资本"可以有两种方法，即定名法（name generators ）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2tors ）。定名法是一种更为通用的方法，它已经在有关网络的文献资料中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的一般技巧就是向个体自我提出一个或多个问题，询问其与熟人的一些情况：角色关系（如邻里关系、工作关系），交往内容（如工作事务、家务杂事）或者亲密程度（如相互信任、非常亲密等）。

　　研究者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确定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每个个体自我都包括3到5名熟人，或者包括与其自荐的数量相等的熟人。通过这份名单，研究者就可以确定个体自我与熟人之间的关系、熟人与熟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熟人的特征。社会资本的测量，可以反映熟人在资源（教育、职业）与特征（性别、种族、年龄）上的异质性和变化范围。用定名法来测量，可以反映社会资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内容、角色及人数影响下产生的分布变异。由于这种原因，调查得到的数据往往会更多地反映强联系、强角色关系或地理限制紧密的联系（Campbell &Lee ，1991）。

　　定位法是由林南和他的同事们首先提出的（Lin &Dumin，1986）。这种方法先是对社会中常见的结构性地位（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进行抽样，然后请回答者指出每一个地位中（譬如跟自己熟悉）的熟人（如果有的话）。另外还要确定每一个地位上个体自我与熟人的关系。所以，定位法不是对内容或角色进行抽样，而是对等级地位进行抽样。它是内容无涉的（content free）和角色/位置中立的（role/location -neutral ）。定位法测量和计算与结构性位置相联系的数据，而不是测量和计算来自所确定的特定姓名（人）的数据。定名法已经在研究中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定位法却比它晚了许多。下面，我将概述用两种方法来研究接触的社会资本与获得地位的情况。

　　定名法研究坎贝尔等人（Campbell等，1986）用1965至1966年底特律地区研究得来的定名数据检验了网络资源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网络的资源组成（平均的和最高的教育，平均的和最高的声望）与诸如职业声望和家庭收入之类的获得地位有着显著的关联。在米兰的研究中，巴尔别里（Barbieri，1996）

　　用定名数据建立了对社会资本的三种测量。他也发现，社会资本除了决定着父母地位、经历、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第一份工作和前一种工作的地位等因素之外，还影响着当前工作的地位。

　　另外，社会资本受父亲地位的影响——这证实了地位强度命题（这项研究没有检验联系强度命题④）。

　　有些在劳动人口中开展的研究也找到了接触的社会资本与获得的地位之间的关联。施普伦格斯等人（Sprengers 等，1988）的研究所考察的焦点就是失业者对社会资本的接触。他们调查了荷兰242名在1978年或之前失业的、年龄在40至55岁之间的男性，发现那些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人（特别是那些通过弱联系接触社会资本的人）更有可能在失业后的一年内重新找到工作。虽然那些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人在再就业时并没有找到（比以往）更好的职业地位或收入，但是较好的社会资本使他们对就业机会的态度变得相对乐观。这种乐观的态度反过来促进了他们求职的强度，最终使他们可以（比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人）找到更多、更好的工作。另外，劳动力市场越有限，那些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在求职中就会越具优势。在失业一年以后，那些通过强联系（亲戚）而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人也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一至三年里重新被雇用。这项研究还发现，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先前职业较好、收入较多的人也常常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本，由此证实了地位强度假设。博克斯曼、德格拉夫和弗拉普（Boxman，De Graaf &Flap ，1991）通过调查新西兰1359名在较大型的公司工作的总经理，发现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在其他组织中的熟人和在俱乐部、专业协会中的成员资格来测量）对收入有直接影响。博克斯曼和弗拉普（Boxman &Flap ，1990）还在1989年研究了新西兰365名刚完成职业培训的人的求职活动。他们的数据除了来自求职者和雇用者之外，也来自求职者所利用的熟人。对这些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就收入来说，比较重要的预测因素包括性别（对男性有利）、社会资本、职业设想及公司要求的特殊技能。

　　伯特（Burt，1990）的研究指出，在一家大型电子元件和计算器材公司里，经理们可以得到较早的升迁和较高的奖金。伯特用个体自我嵌入在一个受限制的网络（较少的熟人、较紧密的关系以及较多的熟人与跟一个单一的熟人相关）中的程度来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手段，结果发现了结构限制和较早升迁之间的负向关联。这个发现意味着，在个体的网络中对异质资源的接触会增加获得那些有助于个体在公司的职位升迁的信息和影响。受限制的网络和奖金之间的负向关联，也同样可以在美国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部门的男性高级职员那里找到（Burt，1997）。

　　定位法研究林南和杜明（Lin &Dumin ，1986）分析了从阿尔巴尼研究中得到的数据。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先是按照职业声望的分数高低对美国1960年人口普查中的职业清单进行了排列，然后将所有职业从高到低等间距性地分成20组，从每一组中选出人数（占有者的频次）最多的职业，最终得到了包括20种职业的样本。

　　他们询问每个回答者在各种职业上是否有熟人。

　　回答者如果在某种职业上的熟人超过了一个，则被要求重点考虑最为熟悉的那个交往者。回答者还需要确定自己与熟人的关系（亲戚、朋友或相识）。对于询问得到的数据矩阵，林南和杜明建立了两种测量社会资源的方式：接触的最高地位（接触到的声望分数最高的地位）和接触的地位范围（接触到的声望分数最高和最低的地位之间的差距）。分析表明，这两种测量的结果与当前的职业地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还显示，回答者的初始地位（父亲的职业声望分数或者白领-蓝领分组、高等职业-低等职业分组）和这两种测量的结果之间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证实了地位强度假设。当他们分析三种联系（亲戚、朋友、相识）与接触变量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发现朋友和相识这两种联系最有利于接触最高地位的熟人，而且接触到的地位范围也比较宽。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熊瑞梅和黄毅志（Hsung &Hwang ，1992）在他们的台中市研究中也涉及了网络资源。他们采用的定位法包括了20种职业，却未能发现"接触的最高地位"和"接触的最高与最低职业地位之间差距"的显著影响。

　　然而，他们通过以所有接触的职业地位分数为基础来测量"网络资源的总数"，发现了这一总数对第一份工作的地位有着显著影响。不过，这一总数对当前的职业地位却没有任何影响。

　　福尔克尔和弗拉普（Volker &Flap ，1996）在他们对前东德的研究中也使用了定位法。他们要求回答者针对33种职业来确认每一种职业中是否有认识的人，如果有的话，与那些人又有什么关系（亲戚、朋友及相识）。他们发现，接触的最高地位除了决定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回答者自己的教育和性别以及他们第一份工作的声望之外，还对1989年的职业地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当1989年职业声望与所有对其有影响的其他自变量一起被加入到等式后，接触的最高地位这一变量对1989年的收入有不很显著（P < 0110）的正向影响。这个结果证实了社会资源命题。另外，福尔克尔和弗拉普还发现，求职者通过亲戚与相识关系比通过朋友关系更有可能接触职业较好（高级白领或声望较高）的熟人；而相识关系比亲戚和朋友关系更有可能使求职者接触职业范围（声望最高与最低的职业之间的差距）较大的熟人。由于接触的最高职业声望证明是获得地位的最佳预测工具，而求职者通过亲戚关系和相识关系又同样可能接触到职业声望高的熟人，所以这项研究并没有发现弱联系的影响。父亲的职业声望一般与接触的最高职业声望有正相关的关系，就像与通过亲戚、朋友及相识等联系接触到的每一组职业有正相关关系一样。这就证实了地位强度命题。安格卢斯和陶尔多什（Angelusz&Tardos，1991）也用了定位法去确认1989年之前的匈牙利（1987-1988）"具有弱联系的"关系或资源。他们发现，这个变量除了对性别、教育、居住地区及年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外，与工资也有显著的关系。

　　埃里克森在1991至1992年间，对多伦多的161家有经营许可证的保安公司和调查公司进行了研究。埃里克森（Erickson ，1995，1996）采用赖特（Wright，1979）的阶级量度方式（对财产的控制、对组织的控制及对技能的控制），选出了19种职业。数据来源包括154名雇主、46名主管、80名经理及112名业主。埃里克森发现，社会资本（在接触不同职业方面的异质性）有助于获得文化资本、工作自主权及权威，而它们反过来又能产生较好的工作回报。对于能否成为一名业主而言，网络的异质性起着更为直接和显著的作用。在另一项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埃里克森（Erickson，1998）区分了两种社会资本：普遍性的（global）与局域性的（local ）。局域性的定位包括地理区域（邻居）、种族区域（种族社区和被包围的少数民族经济）或组织（学校、自愿性组织、社会运动或公司）。在对由352名多伦多"地方就业和贸易体系（LETS）"参与者组成的样本的电话调查中，埃里克森请被调查者从30种职业中确认自己的熟人。这些熟人既有LETS体系内的，也有体系外的。分析显示，普遍性的社会资本与普遍性的变量（年龄、性别——女性、教育及职业地位）有关，而局域性的社会资本与局域性的活动（在LETS中的时间、在LETS中参加的市场和交换、社会事件及在LETS中参与的筹划指导委员会会议）有关。

　　3.接触的和动员的社会资本的联合效应

　　既然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一种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检验接触的和动员的社会资本。这里的理论问题是接触的社会资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促进和动员社会资本，也就是说，拥有更多"接触的社会资本"是否能够增加"动员更好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在这个假设中明显地隐含着结构性机遇和优势。然而，可以预期的是，这个假设中并不存在绝对的一致性，即并非所有接触了丰富社会资本的人都能够动员社会资本来获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行动和选择的因素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一些研究对这个研究提供了支持。

　　例如，弗拉普和博克斯曼（H1Flap ，E Box2man ，未发表的论文）对职业培训结业者的研究显示，交往者地位（动员的社会资本）影响着获得的职业地位，而接触的社会资本却没有。前东德研究（Volker &Flap ，1996）是另一项同时测量了接触的和动员的社会资本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通过定位法确定的"接触的最高职业声望"与1989年求职中所用到的熟人的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它对1989年职业的声望的直接影响却并不是十分显著（p < 0110）（虽然是正向的）。熟人的声望则有比较强的影响。事实上，当把第一份工作的声望包括在内（而且又是最显著的预测工具）时，它对1989年职业的声望的直接影响强过了教育。赖等人（Lai 等，1998）也用阿尔巴尼研究的数据（Lin 等，1981）对接触的和动员的社会资本作用于获得地位的联合效应进行了检验。通过把使用定位法确定的网络资源（Lin &Dumin，1986）和熟人资源（求职中熟人的地位）一起纳入结构等式中，他们揭示了当前的职业地位显著地受到教育（自致地位）和熟人的地位的直接影响。反之，交往者地位又受父母地位（先赋地位）、教育、网络资源及与交往者的较弱联系的影响。所以，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动员的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地位获得的结果，而接触的社会资本又与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一起影响着动员的社会资本。

　　问题与研究方向

　　研究对以下命题提供了一贯的支持：社会资本以社会资源的形式，在个人资源之外对地位获得有着显著的作用。这种联系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民族国家与政治经济）、工业化和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中的群体（近来毕业的人、刚被雇用的人、更换工作的人）、经济部门（工业、组织、组织中的职位）以及地位获得的结果（职业、权威、部门、升迁、奖金）之中。这种联系还同样显著地存在于以不同的概念（接触的社会资本对动员的社会资本）和测量方式（定名法对定位法）进行的研究中。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留有不少需要将来解决的重要问题。下面对其中一些问题作一简要的概述和讨论。

　　1.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求职渠道

　　现在已经很清楚，非正式渠道本身在求职中并不会比其他渠道尤其是正式渠道占有更多的优势。事实上，使用非正式渠道的往往是那些处于劣势的人：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掌握技能较少的人。他们获得的地位常常是比较低的。

　　在那些使用非正式渠道的人中间，社会资源（熟人的地位）起着主要的作用。这里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首先，那些占有优势的人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能够直接申请地位较高的职业，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不需要使用非正式渠道了呢？

　　对此并不能一概而论。对某些具有特殊要求（譬如，处理工艺和硬件）的工作来说，求职者拿一些有关技能和培训的证件来正式地提出申请，也许就足以得到这些工作了。然而，对其他一些重要工作（高级经理和讲究人际互动的职业）来说，正式的证件常常就不足以传递做好工作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社会技能和资源了。非正式的或隐蔽的渠道对于传递这些信息是十分必要的，不过目前的调查工具尚未能详细考察这些渠道。这给我们提出了方法论方面的重大挑战。其次，对于处于劣势的人来说，社会资本是受到限制的（地位强度论点）。在这些范围有限的资源里，我们无法获知这些处于劣势的人是否对可利用资源也同样地不太可能进行最佳的动员，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双重的危险中。有关处于优势的人和处于劣势的人的行为选择的知识，有助于对结构性限制和选择性限制进行分类。

　　2.联系的强度或广度

　　社会资源命题和地位强度命题已经得到了一贯的证实（见表1），而联系强度命题却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联系强度本身不应该被期望对地位获得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Gra2novetter ，1995），许多研究依据已经指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Bridges&Willemez ，1986；Marsden &Hurlbert，1988；Forse 1997）。"较弱联系可能接触较好的社会资源"这一修正命题同样也缺乏始终如一的经验支持（见表1）。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社会资本包括了结构效应（structural effects ）和行动效应（agency effects）；对网络或结构性限制中的选择进行进一步的规范最终将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调查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尝试。

　　例如有人提出，联系强度对接触的或动员的社会资源的影响或许有赖于初始地位。一些研究已经指出了联系强度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2fect ）"：在等级的最高层次上面或附近，强联系往往能够导致成功的地位获得（Lin 等，1981；Erick2son ，1995，1996）。同样，由于没有强度的联系不能提供交换的动机，所以最弱的联系显然也是毫无用处的（Bian ，1997；Bian &Ang ，1997）。另一方面，出于相同的原因，最强的联系虽然接触的资源范围有限，但却是有用的。根据定义，它们代表着承诺、信任及义务，由此也代表着帮助的动机。通过这些强联系去寻找其他联系的意愿和努力，在制度不确定或有限制的情况下（Bian，1997；Rus，1995；Sprengers等，1988）起着重要作用。机构性限制和机会同样也取决于较弱或较强联系的使用（Lin ，1990）。

　　另一种对网络影响社会资本进行理论概括的途径，把关注点从联系强度转到了联系广度。

　　网络联系的广度或大小跟社会资源的丰富性或异质性有着显著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得到持续的证明（例如，Lin &Dumin，1986；Angelusz &Tardos ，1991；Burt 1997）。对强联系和弱联系的同时拥有促进了网络的广度，而广联系又可以为个体确认对工具性行动有用的资源提供更好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联系广度命题：网络范围越广，则接触和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好。

　　3.定位法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探知因果关系，需要确定熟人的时间框架。例如，在使用定位法时，可以询问"当您找第一份（或当前的）工作时，您有没有认识从事以下这种职业的人？"同样重要的另外一点是，必须保证用来抽取职业样本的等级在某个社会中是有意义的。除了职业地位或声望外，工作单位、部门、权威或自主性也可以用来确立某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通过定位法来确定职业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就是要使地位和阶级的划分具有意义（Erickson，1995）。

　　4.社会资本的不平等

　　在接触社会资本上的差别应该受到比以往多得多的研究关注。可以想像，由于各种社会群体（性别、种族）有利的或不利的结构地位和社会网络，它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接触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社会资本的不平等给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动员较好的社会资源去获得或提升职业所提供的机会是比较少的。那些处于劣势的人为了获得较好的地位，往往要采取一种策略性行为，即超出通常的社会圈子去接触资源。例如，女性使用男性联系（Ensel，1979）去找到公司的负责人（Burt，1998），或者参加男性占据了支配地位的俱乐部（Beggs &Hurlbert ，1997）；黑人在他们的邻居之外寻找联系或者跟那些有工作的人建立联系（Green 等，1995）；有墨西哥血统的中学生找到与非墨西哥血统的同学的联系或者与教师、辅导员等公共机构人员建立联系（Stanton -Salazar &Dornbusch，1995；Stanton -Salazar ，1997）。

　　系统的资料将促进我们对社会资本中的不平等的理解，并以它为框架去解释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克服这种不平等的行为选择。

　　5.人员招募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的关系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双方。到现在为止，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供给方（求职方），即从求职者角度来考察地位获得过程。不过，一些学者也已经开始对需求方（招募方）进行考察，即从组织者角度来研究招募过程（Boxman &Flap ，1990Boxman等，1991；Burt，1997；Erickson ，1995；1996，Fernandez &Wein2berg 1996）。由于公司事务与交易的处理都离不开社会技能和网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司在招募人员时必须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尤其对于某些类型的职位来说，公司更加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在公司中某些职位需要具有比其他职位更多的社会资本。首先，高层次的主管人员要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因为他们需要管理和应付公司内外各种各样的人。事实上，我们可以推测，就最高管理层来说，在位者们的社会资本远比他们的人力资本重要。

　　所以，我们能够假定，诸如IBM 和微软这样的公司，在招聘总经理时更有可能选择具有社会技能的、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而不是选择计算机专家；顶尖大学所需要的校长是那些具有与教职工、学生、家长、男校友进行协商和增加学校基金的社会技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能力做杰出学问的人。其次，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如护士）不同于和机器或工艺打交道的职业（如程序员），它们要由具有较好的社会资本的人来担任。第三，处于公司外缘的职位（如推销员、公关、驻外管理人员）也更需要由那些具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人来任职（Burt，1997）。所以，对这类职位需求越大的公司，将会在人员招募中更广泛地使用非正式的信息来源。这种假设有助于经验的叙述和检验。

　　6.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些学者（Bourdieu，1986；Coleman ，1990）已经提出，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

　　社会关系广泛的父母的确能够为个体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及技能知识证书创造更多的机会。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显然也能促进社会资本。受过良好教育与培训的个体往往能够进入资源丰富的社会圈子和团体中。这里比较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中，哪一种资本对地位获得来说更为重要？本文所引用的一些研究表示，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中与人力资本（教育和工作经历）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Lin 等，1981；Marsden &Hurlbert ，1988），然而另一些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DeGraaf &Flap，1988；Hsung &Sun ，1988；Hsung &Hwang ，1992）。工业化也许并不能说明这种对立，因为前一类中有些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而后一类中有些研究是在新西兰和台湾进行的。更有可能的解释是特定的教育制度与分配、寻找工作的方式之间存在关系。正如克里姆科斯基（Krymkowski ，1990）在比较分析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德及波兰的数据时所揭示的那样，西德和波兰与美国相比，在社会出身与教育之间以及在教育与职业分配之间有着更多的关系。然而，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表明，台湾的教育体制与西德和荷兰的教育体制相似的程度高于与美国的教育体制相似的程度。

　　由此，研究这些国家所得出的结论之间的对立还有待以后来解决。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可能互动，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博克斯曼等人（Boxman等，1991）发现，当社会资本缺乏时，人力资本对收入有着最大的影响，而当社会资本充裕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变得最小。另外，在有关荷兰的管理人员的研究中，弗拉普和博克斯曼（Flap &Boxman，1998）发现，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不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有助于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会下降。这些如果能够被证实，将意味着人力资本在地位获得中对社会资本起着补充作用。也就是说，当社会资本丰富时，不论人力资本的情况如何，获得的地位必将是高的；当社会资本缺乏时，人力资本将会对地位获得产生强烈影响。或者说，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处于最少时，社会资本将是解释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

　　注释：

　　①在表面上，这一假设可以被看作仅仅是以下假设的颠倒：较强联系是在那些分享着相似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人之间形成的。后面这个假设又叫同质性原则或类我性假设，它历时颇久，已为大家所熟悉（Homans ，1950；Lazarsfeld &Merton，1954；Laumann，1966，Lin ，1982）。然而，弱联系力量主张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那种被理所当然地加在强联系或同质性原则之上的涵义——强联系能够促进群体团结，因而具有社会价值。格拉诺维特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较弱联系上，提醒我们弱联系有助于我们接触不同的、新的信息，从而也同样具有社会价值。

　　②这个判别过程事实上只研究了由那些在求职中使用个人交往的人所组成的子样本，由此引发了对于判别中存在的选择性偏差的关注。对社区劳动人口的调查发现，不论在何处，总有20%至61%以上的求职者显示使用了个人交往（有关这一结论的概述，可以参阅Granovetter ，1995，P139-141）。不过，对于选择性偏差的研究已经揭示，那些在求职中使用个人交往的人与另一些使用正式渠道或直接申请的人相比较，在其特征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年纪较轻和阅历较少的求职者确实略微有更多的倾向去使用个人交往。因此，大多数研究都把年龄和/或工作经历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在其中，以解释可能的偏差。

　　③此处在林南的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2ture and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一书有较大的不同。该书对应的这句文字为："当巴尔别里把样本分作使用强联系和使用弱联系两组时，他发现较弱联系的使用在联结熟人的地位和获得地位上面并不占有优势。事实上，一些数据还证实，较强联系有助于熟人的地位和第一份与当前工作的地位的联结。"（第86页）由此看来，巴尔别里并非没有检验联系强度命题，而是否定了这一命题。相应地，表1中对应的"-"应改为"无".——译者

　　④林南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一书的相应位置（第89页）没有包括括号中的这句话。——译者

　　参考文献（略）

本文原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