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社会网络分析 - 社会网络分析论坛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orum

中国社会学轻视了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意义。一些量化研究者仅仅将其作为社会资本的依托，并置于个体特征或宏观情境，漠视了它在中层研究中沟通个体行动者与宏观社会结构的理论意义，他们更情愿去追随严格的因果效应模型或精巧的网络分析技术带来的快感，而怠于向系统性的理论学习。而部分理论家和质性研究者虽然认识到社会网络分析中“嵌入性”概念的统合能力并试图加以利用，却经常丢弃了原本与之配套的数学工具和统计技术，流于概念的空转和案例的铺陈。另一些人则完全未能给予这一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必要的关注。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学并未认识到社会网络分析在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及其潜在价值。

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社会学理论教育脱离研究实践，而相关的经验研究者又过早地掉入研究细节而忘记给学生补基础课。在理论上抽象地指出个体与结构的相互影响并不难，但如何在中层实证研究中描述和刻画具体的个体行动与具体制度、结构之间的影响机制，使得这种思想具有操作性却困难重重。定性研究者可以通过故事（很可能是多主体、长时段、多主线、多层次的多个故事）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构过程描述出来：国家权力、产权结构、意识形态等等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而动态互动又产生着新的关系、结构与知识，并累积进到既有结构上，导致结构的变迁与延续。

如何在量化研究中将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展现出来呢？传统的制度和结构视角下，结构是一种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客观存在，处于同一种结构中个体的结构属性取值是相同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就不能由结构解释而只能依赖个体属性或其他变量（人穷不能怪国家——因为国家里面还有富人）。因此，在传统结构观下，解释很容易走向个体化的套路。即便通过多层次模型将宏观情境对微观机制的交互影响纳入统计模型，想再用微观属性去逆向解释宏观环境的差异与制度变迁，除了统计汇总外已没有其他办法，而宏观结构显然并非微观个体简单统计汇总的结果。因此，在质性研究者看来，量化研究者使用的模型再复杂，也属于幼稚的个体主义和还原论者。对独立性、随机性等统计假定的误解让质性研究者进一步“确认”：这些玩模型和数据的人简直幼稚得不行。

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观。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并非一种统一的或者局部统一的外在客观结构，而是以每一个行动者为中心的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存在强弱、规模、通达性等多种形式属性，同时又因为与信息、资源、权力不有不同强度的关联而具有内容属性。经由这种网络，每行动者都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中，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和交互影响变得更为直观和容易理解。个体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比个体归属一定的群体或类别更好地刻画了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个人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即受到行动者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不限于个体人际关系）的影响；而个人行为模式化过程亦即形成社会结构的过程，会通过型构关系网络的方式最终型塑社会结构。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命题及概念，并且借助数学知识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了多种测量和分析技术。这为实证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发展的测量模型和分析工具少得多，阻碍了自身的发展。AJS和ASR发表的论文中，除了早期经典社会学理论（包括符号互动论）文献外，社会网络分析的经典论文引用率已经远远甩开其他文献。

社会网络分析是在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专业研究主流，默顿（Merton）作出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倡导之后产生的。当社会学的从业者已经多到不可能每个人都关注整体性的、系统性的理论问题做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思想家，而符号互动论（还有心理学、常人方法论等）已经将个人的人格、角色、微观互动模式研究阐释得差不多了，经济学思想渗透到人类行为研究方方面面，以交换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扩张时，如何在更为中观而具体的研究中融入社会学独特的结构与制度视角，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做出实用性的贡献，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已经至关重要。

它的具体方法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社会学家怀特（Harrison White）及其后继者伯曼（Boorman）、布里格（Breiger）和弗里曼（Linton Freeman）等人在人类学、社会学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学图形理论推导出来的一套数学分析方法。并在一系列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怀特用“机会链” （Opportunity chains）的理论解释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现象；科尔曼（James S.Colman）和罗杰斯（Rogers）以非正式关系来解释传染病流传以及信息流通问题；1973年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用“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找职和转职现象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为社会网络发展的里程碑，引起了诸多学者对弱关系的关注。社会学实证研究终于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自变量之外，找到了一个新的更具社会学意味的解释变量。

在1985年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中，格兰诺维特提出“嵌入性” （embeddedness）概念，将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理论框架建立起来。他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前者过分强调人的喜爱偏好，使其凌驾于群体规范以及社会结构之上，经济学特别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派实际上就持有这种研究逻辑。“经济人”是一种完全听从内心结构驱动而“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低度社会化人”。与此相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否定了人的喜爱偏好以及主观能动性，人完全被外在社会环境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决定，制度学派在解释组织趋同问题时的逻辑就是如此。“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看起来差异大，实际上都把人的行为只看作是个人的孤立活动，无视了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格兰诺维特主张研究者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入手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关注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的行为的制约作用。

除格兰诺维特外，科尔曼、林南等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对社会网络的测量和使用推动了这一范式的发展，而博特(Ronald Burt)提出的结构洞概念及在组织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影响力。乌泽（Brian Uzzi）、波多尼(Jole Podolny)、贝克(Wayne Baker)、古拉蒂（Ranjay Gulati）、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t）等都为社会网络学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在新经济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等分支领域和理论概念下积累了大量成果,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学对这一范式的学习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既有社会网络分析概念和测量工具(如关系强度、社会资本等)对关系主义现象的研究上，并且在清华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社会学形成了研究团队。部分使用者倾向于将结构转化为个体的属性，而另一些人倾向于将网络等同于社会结构——并对之进行复杂的描述和建模；有的强调量化操作，另一些则着重于理论介绍和演绎。能够贯通理论和方法，宏观和微观的团队尚在培育中。

从边老师试图发展“关系社会学”，将之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关联起来，后又担忧其国际化问题的表述来看，他似乎有意地无意地将关系社会学与社会网络分析更广阔的理论脉络和方法体系做了切割。通过分析这些研究者所引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文献兴许就能印证这一点。而新经济社会学家、组织社会学家、市场社会学家对同一文献脉络的引用则呈现出另一种结构。如何扩展当前以个体为中心的量化分析，与更为具体的社会结构、组织和制度研究结合起来似乎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社会网络除具备形式特性和工具价值外，是否还得具备文化意涵？社会网络分析是否可以脱离行动者而只关注网络本身，并将网络结构等同于社会结构？或者满足于将社会网络特征当作与个体类别属性类似的属性特征一并纳入统计模型？这些都是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相较于具体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全面的理论传统或许更值得量化研究者首先熟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而非一种技术，社会网络分析同样值得其他研究者投以一定的注意力。